南方以南

年前，看到关于林国荣涉嫌抄袭的争论。我忍不住，跑到douban上去说了几句。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969024/
“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是要为林国荣辩护。林确实违反了学术规范。
　　套用李零的一句话，哪里有学术界，只有学术圈（juan）。现在学术界哪有规范？呵呵。所谓社会科学，大家大都是翻译+编辑+随感，三合一写成文章，何以真正谈得上思考和原创呢？这种现象在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学人中，应该非常普遍，大家不妨想想自己身边的老师70年代和80年出生的年轻一代，则相对有了很大改观，而林作为年轻的一代，理应摒弃那种之前的老一代那种作风（那种作风有很多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起码应该在编辑这个环节过于急于求成，多下点功夫，多糅合、消化几篇，可惜啊，可惜啊。
　　另外看了林在西南政法大学的个人简介，觉得十分夸张和虚荣。我不大了解林的个人经历，但看到他的回应里面说的“2001-2005″期间个人生活十分困难，再对比他不无浮夸的个人简介，就会给人留下虚荣心过甚的强烈印象。虚荣心会把小聪明和大聪明会灭掉，所以无论林国荣是否听从兄长建议，是否退出学术界，都应该摒弃虚荣心，多下点功夫，写文章时把话说清楚点，至少多标几个注释吧。 ”
另外，补充几句吧，所谓社会科学也好，人文科学也好，其自身的演绎和生长如果脱离了关心的问题，就会变成一个自我繁殖的怪胎或者完全自娱自乐的东西。我看，很多学科都南辕北辙，堕入此境。我对那种囿于概念和庞大体系的写作日渐反感，很多之前买的书也丧失了兴趣。
　　
　　

《南风窗》2009年1月

10月17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下发的一张限期整改通知，让之前并不广为人知的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南电”）进入公众视野，深南电与高盛下属全资子公司杰润(新加坡)（以下简称“杰润”）之间的两笔石油期权对赌协议开始浮出水面。继3年前的中航油事件之后，深南电再次成为杰润的对赌方，并陷入尴尬的赌局。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一尴尬的赌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但这并没有改善深南电的处境。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走低，深南电可能在未来遭遇更大的亏损。人们需要追问的是，对像深南电和之前的国航、东航等在衍生品市场浮亏的国有企业，他们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深南电对赌困局疑点重重
    如今深南电正处在风口浪尖上，它与其对赌对手杰润的关系一波三折。
10月17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于对公司下发《关于责令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限期整改的通知》，指出深南电在今年3月12日与杰润签订的期权合约未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未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涉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以此要求深南电限期整改。
10月21日，深南电发表公告称公司已经接受通知指令，进行整改，并申请10月27日复牌。同时，深南电在公告中公开了两份期权合约的内容：
第一份确认书：有效期为2008年3月3日－12月31日，由三个期权合约构成。当浮动价（每个决定期限内纽约商品交易所当月轻质原油期货合约的收市结算价的算术平均数）高于63.5美元/桶时，公司每月可获30万美元的收益（20万桶×1.5美元/桶）；浮动价低于63.5美元/桶，高于62美元/桶时，公司每月可得(浮动价－62美元/桶)×20万桶的收益；浮动价低于62美元/桶时，公司每月需向杰润公司支付与(62美元/桶－浮动价)×40万桶等额的美元。
     第二份确认书：有效期为2009年1月1日－2010年10月31日，也由三个期权合约构成，杰润公司在2008年12月30日18点前，有是否执行的选择权。当浮动价高于66.5美元/桶时，公司每月可获34万美元的收益（20万桶×1.7美元/桶）；浮动价高于64.8美元/桶，低于66.5美元/桶时，公司每月可获（浮动价－64.8美元/桶）×20万桶的收益；浮动价低于64.5美元/桶时，公司每月需要向杰润公司支付与(64.5美元/桶－浮动价)×40万桶等额的美元。
目前，第一份确认书被密切关注和讨论。“这笔期权协议一份名副其实的‘对赌协议’”，申万巴黎基金公司金融工程部研究员刘忠勋认为，“深南电属于期权卖方的角色，期权卖方的收益有限而风险近似无限。” 根据期权业界专家分析，这笔交易理论上最高盈利为30×10=300万美元，最高亏损额为40×62×10=2.48亿美元。
令人不解的是，深南电董事会却对外宣称，在前述对赌协议是有关人员在未获公司授权情况下，私自与杰润签署的。目前，深南电的下属公司香港兴德胜公司已经收到杰润支付的２１０万美元。自11月以来，原油期价已经跌破６２美元／桶，以主力合约测算，单是11月深南电向杰润支付的月 “赔款”，这几乎吞噬了此前数月深南电的对赌收益。第二份合约对深南电而言更是无底洞。
   １１月１５日，深南电再次发布公告，宣布要将深南能源(新加坡)持有的香港兴德盛公司１００％股权卖给深业集团旗下的深业投资公司。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深南电此举旨在将全资子公司深南能源(新加坡)公司的有效资产卖掉，使其空壳化。这样一来，就算杰润秋后算账，拿到的可能也只是一个空壳公司，而难以获得实际的收入。和前一次公告一样，这次广告再次引起轩然大波。
更大的争议后再后面。12月12日，深南电披露了有关交易终止一事：11月6日，杰润公司向深南电去函认为深南电有意不履行第一份确认书和第二份确认书项下的交易，认为深南电违约并宣布终止交易，交易项下的所有义务予以解除；11月10日，深南电复函杰润公司，表示公司从未做出无意继续履行交易的表示，但亦认为交易终止。交易终止后，杰润公司要求深南电赔偿交易终止的损失，深南电回函不予接受，后双方同意以商业方式解决争议，进行和谈。让许多投资者困惑的是，既然11月10日已经终止合同，为何在1个月之后才公告呢？深南电难逃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规定和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内幕交易的嫌疑。
深南电的“罪与罚”
“显然，深南电作为国有上市企业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明显问题。”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丹红认为。因为根据中国证监会于2007年2月1日发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下称《办法》）规定,只要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现在证监会正在追查深南电为什么推迟一个月发布终止对赌协议的消息，但其实从3月12日到10月21日期间7个多月，深南电也没有及时披露签署对赌协议的任何信息，这也是重大违规。对这一违规，同样不可以忽视。”
深南电的违规可能不止于此。“在我国并没有规范期权交易的专门法律或者法规，通常都是准用与期货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必须考察一下，深南电不具备在境外从事期货交易的资格。”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副院长、著名证券法专家李曙光对《南风窗》记者说。根据国务院1998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上市公司从事境外期货业务必须经国务院批准，并取得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未经批准的公司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目前，共31家企业取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但深南电并不在此列。李曙光认为，“深南电从一开始就违规了。”记者发现，除了深南电，中国国航和东方航空都不具备境外期货交易资格。
目前，深南电虽然收到限期整改的通知，并没有受到任何行政处罚。李曙光认为，“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76条，中国证监会可能会对深南电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满1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
此外，深南电涉嫌在外汇管理方面的违规。“想想看，深南电没有获得在境外从事衍生品资格的前提下，它现在这么做的话，根据公开的资料，我们无法得知它在签署对赌协议的时候，是如何解决外汇资金进出的问题。这是它在实际操作中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对赌协议是深南电与杰润签署的，但杰润支付的210万美元款项却深南电的下属子公司香港全德胜公司（现已转售给深业集团旗下的深业投资公司）代收的，这么一大笔外汇现在在哪里大家也不得而知，这种做法意在逃避我们国家的外汇监管。一旦它需要向杰润支付款项，在未经外汇管理机构核准的情况下，也将是一种逃避监管的行为。因此，深南电的这种行为是违反了我国外汇管理的违规操作。”同济大学上海期货研究院院长助理、金融衍生品研究所所长刘春彦博士分析道。
目前，深南电并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

为什么是深南电？
为什么这类明显违规的事情总是会出现在国有企业？尽管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一直强调三管：管人、管事、管资产，但在三管之下还是免不了发生类型的事情。
对此，哈佛大学法律博士温智敏认为，“国有上市企业出现这类现象毫不奇怪，原因就在于国企内部管理的困境，这是国有企业几乎难以克服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资本市场法治网主编刘俊海教授认为：“实际控制人是威胁国有上市公司的毒瘤。国有上市企业和其他上市企业不一样的情况是，股权高度集中，这就导致取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人狐假虎威的现象。他们假国家的威风，巧妙地避开各种监管，几乎可以随意支配上市公司巨额资金。在目前的格局下，国有上市企业的股权激励机制不到位，控制人仔卖爷田不心疼，谋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因此，加强国有企业的内控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否则，没人知道谁是下一个深南电。”
不少市场分析人士对记者表示，一旦深南电事件的罪与罚明确之后，会有更多的深南电显身。深南电事件的示范意义十分典型
对于深南电事件，其他上市公司应该引以为戒。刘俊海进一步认为，在市场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很多企业涉足金融衍生品浑水摸鱼已经不再可能，这倒是对改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一个很好的契机，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更好地强化市场风险、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意识，彻底克服目前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底下的顽疾。“第一，公司治理文化应当力戒赌博文化，目前很多企业的领导者赌性不该。2005年，在中航油巨亏5.5亿美元后,总裁陈久霖还作诗‘纵有千千罪,我心坦然对,竭忠为大众,失误当自悔。’可见他并没醒悟，他的问题不在于失误，而在于错误。他没意识到人们不是因为他赌博输钱而受指责，而他根本就不应该去赌博。深南电是违规地假‘套期保值’之名进行投机行为，这也是一种赌徒心态。上市企业也应该关注主业发展，关注产品与服务。第二，加强对企业治理规则的敬畏之心。目前，不少上市企业的高管作为商人的‘务实、成本和创新’意识已经很强，但他们缺少风险意识，过于自信，不把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当回事，这种人治的治理思维不改变，公司治理容易出现危机。第三，进一步弘扬股权文化，发挥媒体和社会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加强对上市公司高管的行政处罚力度。”

在目前的家具设计界，黄建辉是非主流的。他的家具设计路子既非国内最流行的欧美式，也非所谓的“中式”，而是所谓的“东南亚风格”。但和很多人想象得不一样，黄并非高举“东南亚风格”大旗。坦率地说，“东南亚”只是泛东方风格的一个切入点，是中国文化散落在那个空间的回响，东方材质加西方造型才是他的家具设计的灵魂。而他的设计起源于人们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创造的“规范化生活”的不满，是对自然和新生活的向往。作为一个设计新秀，黄是幸运的，他的幸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敏锐的捕捉到了这点。

我和家具的缘分
我和家具还是有些缘分德 。我是广东美术学院毕业的，在读书的时候，王受之老师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中国的家具设计自从明式家具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件家具在世界家具舞台上面再出现过，没有影响力了，没有代表作。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在清中期以后，就比较着重雕刻，到了晚清之后就没再做明式家具，可能连年内战，加上国破家亡又搞政治运动，一直到后来没有像样的家具出来。
后来，我也没有太在意，因为我们原来学工业设计，学完以后老师也跟我们直说，现在中国目前还不需要工业设计。那时是在1988年，国内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工业产品，但是那时候美的、和华菱的电器，那时候基本上不设计，都是抄别人的。但我们总得出去生存，否则就业就成问题。于是老师教了我们一些平面设计和室内设计的课程。
毕业以后，这些知识果然派上了用场。我到了深圳，在深圳万科和美国合资的一家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做了三年以后，因为房地产很火，我们做了一些售楼书，靠这个我赚了一些钱。很多客户都说你出来干，我给你很多售楼书让你做，就这样开始做了，我就出来自己开了一个广告公司。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注意外面广告公司多起来了，以前做印制的公司也改名叫广告公司了，鱼龙混杂，这个行业在走下坡路，看来不能做广告了。
因为学过室内设计，干脆就尝试做室内设计。我观察到当时很多装修公司，只做酒店和会所的业务，不做别墅和一般家庭的业务，这是一个空白点。我做的时候还是比较好做的，当时面对的客户都是高端客户。
 那时候做客户感觉很好，他们希望我家里面有的东西别人没有千万不要把我做成暴富的感觉，一定要有品位，跟别人不一样。那个时候装修被叫做叫农民工装修队，装修的质量很差，但我的装修队质量比较高，为什么呢？
我在美院上学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工艺系，那时做得风风火火的白马广告公司就在工艺系里面，办公也在那里，摄影棚也在那里，拍很多广告都是找我帮他布景、设计一些东西，那时候就认识了一帮木工，有几个小孩跟我差不多大，还有比我还小的。那时候我们挺玩得来。后来这些木工在给老师们住的集资房装修的时候，他们都是根据每个老师的风格来进行设计的。每个老师的要求都不一样，每个老师的风格都不一样，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木工都被他们熏陶过了，也蛮有想法。我在深圳做装修公司后，就把他们拉过去，甚至到现在还有当时的木工跟着我，由农民变成工人，就是做家具了。由这样的一帮人和我一起做装修，我的生意能不火吗？
在装修在这个圈子里面，他们都觉得我做的东西蛮好的，因为我那时候太用心做了，每个都把它当成我的一个作品，做完以后有一个叫《雅舍》的杂志每期都拍我的作品，客户也挺乐意的，家里装修完还可以上杂志，杂志可拿给他的亲戚朋友、同事看，评价很高。他们的虚荣心就满足了，觉得自己品位很高后来帮他们这样做了之后，住别墅的人朋友都是住别墅的，所以就互相介绍，觉得好又做，那时候我是排着队装修的，一般排到一年以后在装修，最远去到西安装别墅。
当时我的客户买家具，都是去意大利展会。那时候挺痛苦，厂家是先收到钱才帮你生产，生产需要时间，发货也要3、4个月后才能到。有一次对我刺激很大，他又买了一个田园居的新别墅，他的风格开始改变了，忽然他给我打电话，让我陪他去中山古镇买灯。他有一次在朋友家，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云石做的灯，他以为是意大利进口的，结果是中山产的，一问才500元。他赶紧让我跟他一起去买那个仿制的灯。我看了之后觉得完了，他用英国皇室用自用陶瓷厂专门生产的限量版烟灰缸，忽然间把品位降到要用一个仿造的灯挂在大厅，那装修的生意还有得做吗？那时这个行业已经异军突起了，很多满堂红就开始出来做装修，我就觉得装修应该开始走下坡路了，那时候就是开始竞争价格，所以我有点不想做装修了，我做装修的时候运气还是很好的，所有的做装修基本上都是尾款都是欠着的，我装修一分钱都没有欠。
东南亚风格只是一个切入点
我做东南亚家具是有一个伏笔的。那时我跟深圳家协里面关系挺好的，1999年，他们邀请我一起去参加高点家具展。我不是做家具的，但他说没有关系，你去看都有启发的。在高点展上，我观察到在吹东南亚风，当时有好几家菲律宾、印尼和泰国的参展商过去，但那些家具不是当地人做设计的，全部是欧洲和美国人在操纵的。我隐约感觉到会流行这种潮流，很多家庭装修都开始渗透一种东方文化。
回来之后，我接到一个样板房的设计，我就尝试巴喱岛风格。我很向往巴厘岛，但没有去过，那边海边休闲的感觉是蛮不错的。但当时国内没有配套家具，这种风格的家具当时只能去美国买，或去东南亚买。因为赶时间，就找了深圳一家编礼品插花的厂代做。结果样版房在开盘时，受到很多人的追捧，他们纷纷问这个家具在哪里买的。我说没有卖，那时候没有商业的头脑，我帮你装修就可以帮你做上去。
当时我也没有太在意， 12月的时候，一个是家协会员的朋友问我，说他租了一个很大展位，我是否有兴趣参加呢？我说家具展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去干吗呢？他说我要来就给我一快，他看我的楼盘家具挺好的，他一语把我点破了。我刚好多做了一套，放在人家的仓库里面的，我就拿那一套去。结果他就给我100平方米展位，那个时候是1999年，我就搬那套东西过去。结果很意外接到很多国外的订单，有中东、新加坡、英国的。到以后还没有想过自己做工厂，还继续做我的装修。
但是接到几个货柜也得做，那时候一边做室内装修，一边就叫工厂帮我做，结果就出问题了。那家也是做出口的，订单很多，最后在我的逼迫之下连夜赶，还是没在交货时间赶出来。幸好第一批交货是给中东，好像是阿联酋的，他说再不给我们货，就要退货了，我说是否可以再等两个礼拜，我多送两套沙发，他一听愿意了，船期已经定好了，但是还可以改。交货之后，这件事对我刺激挺大的，长久找人帮忙加工也不是办法。后面还有英国呢？后来我自己在龙岗那边租了一个地方开始生产，一边做家具一边在做装修，做着觉得挺火的。那时家庭装修业和当年的广告业一样，太多人做了，我以前很多学油画、版画、雕塑、国画全部出来做装修了，互相开始要竞争。干脆我就不做了。那时候还很多人游说我出来做，哪些人亲戚朋友也要装修，说我一定要出来做，你太浪费了如果不做。那时候我也挺坚决的，说不做就不做了，后来我还觉得这个决定挺对的。我发现几个案例，他们又做装修，又做家具就做不好。
我选择东南亚家具只是找了一个切入点，其实我骨子里面还是喜欢中国家具。我在外国看所有所谓鼓吹外国人喜欢我们的明式家具，但是我觉得不是主流，他们只是把中式家具作为家庭的一种装饰或者点缀，在大厅里面放两把椅子，或者一个中式的柜子。一个西方人除非是非常热爱中国文化的，对东方家具有研究达到痴迷程度，否则家里不会全部照搬整套明清家具，即便全部都是用中式家具，也会保留一张西方的软沙发你能想象他们坐在硬板凳上面去看电视吗？
     东南亚风格只是提供了一种原始的材料，这个地域特有的材料，如蒲草、藤和一些很原始贝壳。因为西方的造型是适合现代人使用的，所以东方的材料要用西方的造型去演绎。西方的设计师到东南亚渡假的时候，被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迷倒了，他们觉得大工业化的时代给他们太多的污染，太多没有人情味的、僵化的东西。他们经历过大工业革命，这些东西回过头来很向往一些原始的东西，重新回归的感觉，不管是心灵上和形式上。所以他们就选择留在当地创作，跟当地一些手工艺作坊的人，利用当地一些材质用做了一些我们感觉很东方、用起来很西方的东西，所以就形成了一股风气，反馈到西方以后，很多人就追捧这个东西。中国地大物博，东南亚有的材质中国都可以找到。我就想何不用这些东西作为一个切入点，但是也不要太中式，因为那时候中国人还是比较崇洋的，一直到现在。
我开始以为有一点年龄的人才会喜欢我的产品。结果发现年轻人也喜欢，中年人也会喜欢，老年人也会喜欢。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跟他们谈的时候发现，年轻人喜欢他的原因是，他们的造型很简洁，年轻人喜欢简洁的东西。老人喜欢那些材质，像竹子、草编织的东西，可以勾起很多回忆，跟他产生共鸣，但是在市场上又不容易找到跟他产生共鸣的东西，除了正儿巴经老古董，市场上都是充斥西方的东西。这样用起来，家里面会比较容易达成共识，比如说儿子、儿媳妇喜欢这套家具，老人家喜欢也行，如果一家人在一起住的话，不会产生分歧。
    说句不好听的，东南亚并不是什么东西，他们很多东西都是外来的，尤其是受中国影响。所以设计的时候，就琢磨着，这种东西是泛东方的，新亚洲的就可以了，我会向这个方向发展。

发现材料的个性，就会有新的设计
我对设计的元素没什么偏好。我不像朱小杰就情定终身了，朱晓杰嫁给了无机木。这个有好有不好。这样会限制自己的思路，因为我觉得不管什么材质，都要有匹配，就是说每一种材质都有它很独特的地方在里面。如果你贪心一点都用上了，你就会很丰富。
很多人问我，你设计的时候是怎么设计出来的，我说先有了材料，才有设计。每一种材料都有不同的特性。你拿到一个材料，看它长什么样子，研究一下它的特制，你马上就会有灵感了。可能跟我从事过的职业有关，平面设计和装修也需要大量的材质，经常要我去跑市场。每一种材料，其实都有它自己的个性，能刺激到你的灵感。只要有新的东西就能刺激你的灵感，就会有新的作品。
材料对我来说很重要，只要我看到新材料，只要我对它发生兴趣了，可能就跟它要做一些东西这样。其实你发现里面基本上能用的材料都用了，在我的装饰品里面，铜的、铁的、不锈钢的、石头的，珍珠、玛瑙、珊瑚。只要你觉得它是可以为你所用的，就用呗。举一个例子，有很多人炒菜，像我妈，他老是问我，你喜欢吃什么，我去买，好了，只要你告诉他我喜欢吃什么，他就会给你买，做给你吃，问你好不好吃，我说好吃，她天天给你做那个，我一直觉得莫名其妙，就是有一种不动脑筋，觉得你喜欢肯定会喜欢，但是我也喜欢做菜，我从来不想今天要做什么菜，要跑到菜市场里面去，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鲜的，有什么好的，能够刺激到你的欲望了，你怎么把它做的好吃，设计是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不会说我坐在这里，我想下一个设计什么东西，我不会，我会跑到外面去找材料、去看，有什么好的材料，有的以前没用的，觉得能够刺激到我的，我的灵感就来了。我不会说先设定一个模式、一个形式，然后再去找东西把这个完成。

　　
　　今天看来，“商业生态文明”将成为理解2008年中国商业的关键词。尽管早在十七大报告中，国家就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但理解和建设商业生态文明的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紧要。最近曝光的三鹿毒奶粉甚至整个乳制品行业的丑闻事件，对中国的企业家提出了几个彻底无法回避的问题：企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企业在人类社会结构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企业在人类社会中到底该承担起什么责任？
　　
　　商业生态文明的高远理想
　　在此之前，甚至有人对中国企业家提出了更为深远的问题。9月11日，管理大师彼得•圣吉来中国布道。在《世界经理人》举办的与彼得•圣吉面对面的活动中，圣吉演讲的主题恰好也是关于商业生态文明的：“学习重建商业生态文明”。
　　圣吉从人类社会面临的自然环境挑战说起，人类社会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环境危机，这种危机迫使大家重建商业生态文明。他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第一次能决定整个地球和宇宙的命运。过去的人们，即便是今天的很多人，也根本不敢去想象人类已经强大到可以改变全世界的气候这样的地步。但这就是事实，我们必须去面对的可怕现实。
　　在最新的著作《必要的革命——组织和个人如何合作创建一个可持续的世界》里，他圣吉深刻地指出，工业时代是一个历史性泡沫，工业时代价格的增长超过了其根本价值的增长速度。工业时代的正面影响无法否认：人的寿命从19世纪中叶以来翻了一倍，识字率从20%猛增到90%，各种产品、服务以及健康、通讯、教育和娱乐方面的突飞猛进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切身的无法想象的好处。但工业时代的负面影响也十分明显，最典型的就是环境危机：废弃物和毒气增加，有限的自然资源压力增大、失去区生活、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的日常生活商品化。但是，无论工业化的资产多么有价值，其总成本决定了泡沫无法持续。这种泡沫持续了2个世纪了，但肯定很难再持续下去。尽管人们对这种泡沫会何时、如何破裂并未达成共识，但已经有迹象表明，曾经在泡沫期间带来金钱和注意力的投资现在已经不能产生同样的回报了，这个大的泡迟早会破灭。
　　全球气候变暖只是工业时代众多负面影响之一，治理它的现有成本和未来成本将十分巨大。现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经比过去几百万年的任何时候都要高35%，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为每年越80亿吨，这是每年空气中消耗的二氧化碳数量的2.5倍。科学家认为，要避免气候危机，只能将排放速度减少到与二氧化碳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间从空气中的消耗速度相等或者低于该速度，这就要求人类社会要在未来的20年内降低60%到8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工业社会面临的新的“80-20”挑战。
　　企业责无旁贷，应该改变把企业视为利润机器的思考方式，不仅视自己为经济系统的一部分，更要视自己为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无疑，圣吉是高瞻远瞩的，他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立场上思考人类的命运，并对企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希望企业不仅能够对自己负责，更要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负责，彻底改变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行动逻辑。
　　
　　中国商业生态文明的惨淡现实
　　圣吉的要求是高远的，但他显然不了解中国资本主义的现实和问题。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轨迹与西方迥异。当代中国用3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在200多年工业化历程，西方在工业化历程中出现的企业形态，在当代中国都能找到大量的对照物。中国当然也有能够对圣吉的高远要求作为回应的企业，但对大多数企业来它们所处的阶段和层次还不是很高，甚至很原始，圣吉的要求对他们来说显得有些遥远，他们连起码的商业系统内部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掉。尽管商业系统与社会系统、生态系统是无法完全分开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只有先解决掉商业系统内部的问题，才能去思考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问题。如今，商业系统内部的问题在中国制造业出现拐点时浮出了水面，并引起了人们的震惊。
　　三鹿毒奶粉事件尤其典型。在婴幼儿食用的奶粉中，竟然每公斤搀有高达两千多毫克的三聚氰胺。这一事件迅速升级，蒙牛、伊利、光明三家品牌企业生产的液态奶也被检出了三聚氰胺，这只是巧合吗？说到底，这是一个行业的生态问题，在婴幼儿奶粉中搀三聚氰胺是这个行业的“潜规则”。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无可厚非，但为此忘乎所以不择手段就出问题了，企业就会变成一个对社会危害极大的“利维坦”。退一步说，企业即便不能为顾客创造价值，但也不至于用产品去毒害自己的顾客。企业与顾客之间的生态竟然会扭曲到这种地步，这是彼得•圣吉这些西方的管理大师无法想象的。
　　人们不仅要追问，一个像三鹿这样用产品去毒害自己顾客的企业到底是怎样产生的？三鹿乃至整个乳制品行业暴露出的问题，显然不是孤立的，它会激活人们对中国制造的许多不良记忆，甚至对中国制造产生整体的怀疑。这种怀疑以人们的生活经验来看并非空穴来风。在这个节点上，企业与顾客之间的生态会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
　　如何重建企业和顾客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中国企业迫在眉睫的议题。这样重大的商业问题，很难依靠人们去重温德鲁克关于企业目的的论述来解决，那种论述也因为显得过于高远过于软弱，而无法推动现实的变动。当务之急，还必须切实启动法律来解决企业无法遵守底线伦理的问题，加大对这种故意毒害顾客的企业行为的惩罚力度。唯有如此，才能减少对本已积重难返的商业生态的进一步危害。
　　
　　
　　 演讲：重建商业生态文明
　　
　　企业要发展，企业家往往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宏观经济环境方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宏观经济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环境——我们的社会环境，在社会环境的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生态环境。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气候的变化，全球正在变暖。2007年，世界上最大、最受尊敬的NGO之一——乐施会发布一项研究称，气候变化通过干旱、农作物损失、水短缺、物种灭绝和疾病对贫穷国家造成的物质影响，总损失达每年500亿美元。对企业来说，当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迅速变化的时候，我们能否生存下去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企业不仅仅是一个利润机器
　　1983年，壳牌公司做了一个关于公司寿命的报告，报告表明，1970年代的世界500强公司寿命超过30年的很少，到1983年已有1/3的公司消失了。同时，这个报告也显示了，有那么几家公司如杜邦和宝洁都已有近两个世纪的历史，是典型的老字号。后来，壳牌的前规划总监阿里•德赫斯(Arie deGeus)根据这个报告写了一本书叫《长寿公司》。德赫斯在这本书里指出，那些长寿的公司有什么共同点呢？这个答案可以从这本书的书名《The living company》中得到一些答案。这些公司首先把自己视为一个活着的公司，是一个活着的有生命的、由人组成的社会团体，而不仅仅是一个产生利润的机器。
　　这些“活着的公司”很少能够让激烈变动的信号穿透它们的免疫系统。长寿公司有四大特征：身份感，超越了“我们做什么”的对“我们是谁”的认知；容忍，对我们不懂的事物保持开放的心态；保守的财政政策，掌握自己的命运；对环境的敏感，公民身份是我们如何运营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其中，对环境的敏感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能否活下去。
　　为什么很多企业对生存环境不敏感呢？用质量管理专家戴明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熟悉的工业时代的管理制度已经摧毁了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为什么叫摧毁了呢？工业时代的管理制度，把人当作机器，而不是有着无限潜力和创造性的个人。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把人视为像机器一样的资源，这个词本身就是矛盾的：资源是死的，人是活的。资源对你们意味着什么呢？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力资源部门的人把员工看作像木材、机器一样产生利润的一种资源、一种符号呢？这种话说起来很难听，虽然我们不这么说，但都在这么做。当机器有效地运转起来，它就给企业主们带来收益。当机器的某个部位出了问题，你就会去请一位机器修理工来。他会把坏了的零件取出来，换上一个新的。与此相似，如果哪个人没有达到应有的产出成果，就改变他，替换他。这种人力资源制度没有发现人的活力，没有充分利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影响，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从而变得十分迟钝，只能变成一个命运无常的利润机器。
　　
　　活着的企业是对生态系统敏感的企业
　　企业要活下去，就要应对环境的变化，这就是学习型组织运动兴起的根源。学习型组织就是集合公司里的有志之识共同讨论如何应对生存环境的变化。学习型组织的愿景就是建立一个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企业，把企业变成一个有生命力的系统或社群。学习型组织的具体工具就是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这五项工具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五项修炼”。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具就是第五项修炼，系统思考让企业走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短期解决方案。只有具备系统思考能力，企业才能具有一种远见，去把握一种不是根据当前而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的市场信号可能带来的市场变化。
　　企业不再只是关注宏观经济环境，而是要把自己视为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新的商业生态文明，企业不仅要为股东负责，还要对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负责。换句话说企业对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就是要对自己负责，只有更加负责企业才能活下去，然后才能更有竞争力。
　　在过去的十年里，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剧烈变化，不少企业已经开始在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商业生态文明，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和开始。杜邦正在将其大部分产线中的原料从石油变成生物的，杜邦的领导者在创造能够减少对传统油和气依赖性的新产品（如用大豆制成的聚合体和用玉米糖制成的热塑性塑料）中看到了机遇。2007年，可口可乐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公司主席聂亦德（Neville Isdell）说，目标是归还“在我们饮料及生产中使用的每一滴水”，也就是将使用的淡水保持在公司能够补充的限度之内。自1998年以来，耐克减少的碳足迹达75%。时任耐克女装事业部总监的达茜•魏斯洛(Darcy Winslow)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不得不全部重新考虑如何设计、生产和分销产品，并在产品生命周期结束时如何收回。”欧盟规定，汽车制造商要完成对汽车使用生命周期的整体减控过程，对其中的污染等问题负责。
　　上述这些新的尝试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系统做出的反应，而不是一个英雄领导人所决定的。因此，在企业中，建立一种亲密的、学习的氛围，可以激活组织的灵敏性，让企业成为一个机灵的社群。（本文节选自彼得•圣吉9月11日在上海的演讲，由王尔德整理）

　　未刊稿，谢绝转载
　　
　　“美食就是一种美，带着一种爱”，“世界上著名的大厨师都是男人，但女人会成为最好的美食家，对食品的感觉来自天赋，赋予食物灵魂，把心敞开，把对美的一种感受贡献给亲朋好友和更多的人。”这些句子出自虹影的新书《我这温柔的厨娘》，它们说得亲切，说得在理，让你的心刹那间变得非常柔软。你无论熟不熟悉虹影的文学作品，都容易被她轻轻地打动和深深地吸引。
　　虹影说她天生喜欢做菜，就像得了一种病。无疑，虹影就是最好的美食家之一，她用爱赋予食物灵魂，把美传递给更多的人。将食物与爱和美融合在一起，是她与其他女性美食家的最大区别。
　　对虹影来说，做点这一点并非易事。一小部分可归功于独特的女人天赋，更多地要归功于她数十年的旅行经历。她给人的印象就是永远在路上，从不停息，不知所归。而旅行是对日常生活秩序的一种反动，是最好的生活导师。在路上，爱过，恨过，发现美，吃过苦，挨过饿。这样的人看透了各路风景，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之后，会更加珍惜平日里不在乎的点滴，更加懂得食物的美好。虹影即如是，80年代后期漂泊时随心所欲地做菜，在漂泊的间隙生活相对稳定的时候，她就把对食物的热爱发挥到极致。
　　在虹影这里，爱食物就是爱生活，这句话并非虚言。所以，她自信地认为，她“符合一个老饕的标准：能吃，会吃，懂得品味，能把简单的食物做得有品味。”我认为，她的品味可能并非来自女人天性的温柔，而更多地受漂泊所赐。我想，她虹影的厨艺大体是在漂泊的路上炼成的。因此，这本书与其叫《我这温柔的厨娘》，不如叫《我这漂泊的厨娘》。后者更接近这本书的核心。
　　 这本书的文章分为四个部分：“我生活的秘密”，“把感情融进饭菜里”，“女人的厨房”，“虹影私房菜”。其中，第四部分展现了她丰沛的想象力，她不拘一格做菜，确实独此一家，可以根据她的指引，品尝她的私房菜，在这里你看到的是一个醉心于厨技变革的厨娘；第三部分地集中了记录了世界各地品尝美食的经历，在这里你看到的是作为一名成功女作家的虹影；第二部分主要收录了她与友人谈吃的文章，在这里你看到她浪漫中的理性和理性中的浪漫；最好看的章节还是第一部分。
　　我觉得第一部分最好看，不要误以为是因为八卦，冲着她生活的秘密去看的，而是因为她写得最为动情。在这里，你可以认识另一个饥饿的虹影，不是小说里面的那个“饥饿的女儿”，而是散文里面的“饥饿的女儿”。她踏上漂泊之路之前的关于饥饿的记忆、她独立特性的叛逆和在路上因为食物怀念亲人的那种痛楚，诸如《我一直对温柔妥协》、《他年的团圆饭，今年的团圆饭》、《将进“醋”》、《最难忘的童年佳肴》和《如何火鸡，如何圣诞》等这些纸短情长的文字让人萌生痛感，那是一种不由自主不容分说的痛感。
　　虹影说，她吃的原则之一是“有快感”。作为读者的我，既不精通厨技，也不精通厨道，但喜欢有痛感的文字。我想，这也可能是很多读者对这本书在厨艺之外的收获。
 

　《21世纪商业评论》 2008年12月　
　　
　　生活节奏的加快大大改变了传统生活方式，人们越来越不愿在厨房里多花时间，适应这种变化的方便食品应运而生。方便食品携带方便，易于储藏，只需简单烹制即可作为主食食用，这样忙碌的人们就可以从厨房中解放出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健身或休闲。因此，方便食品成为现代食品生产中最有创造力德领域之一。其中，方便面是最早的方便食品之一，它引爆了方便食品德潮流。时至今年，方便面风靡世界整整半个世纪，被评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收音机、录像机、彩电、汽车等许多产品席卷国际市场，但从制造技术上来说，他们几乎都来源美国，不并非日本的发明，惟独方便面是本诞生的，它的发明者是日本著名的日清食品公司的创始人——安藤百福。
　　1945年，日本经济极度困难，各种食品极度缺乏。日本开始大量接受美国的物资援助，面粉就是其中的主要物资之一，大米很少，于是，政府宣传和鼓励人们吃面包，这对于习惯米饭和面条的日本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有一天早上，日籍华人安藤百福路过一个拉面摊。时间虽然还早，但是摊前却已经排起了二三十米的长队，人们在寒风中眼巴巴地等待着拉面出锅。站在拉面摊对面，安藤百福心里想，要是有一种面只要用开水冲一下就能吃，估计大家都会喜欢。想归想，他当时并没有立刻去研制方便面。
　　 三年之后，安藤百福创立中交总社食品公司，开始从事营养食品的研究。他利用高温、高压将炖熟的牛、鸡骨头中的浓汁抽出，制成了一种营养补剂。产品刚上市，就深得日本人的喜爱，安藤百福也因此成为日本食品界的知名人士。营养补剂的生产，为日后方便面调料的研制奠定了基础。 天有不测风云，50年代一场变故使得安藤几乎赔光了所有的财产，不得不从零开始创业。这时生产方便面的想法再一次从他的大脑中闪现。安腾百福看来，理想的方便面是这样的：简便可口，富有营养，能在常温下长期存放既卫生又廉价。这种面条并不是一般的面条，而是一种可以由工厂批量生产的面条。
　　他买了一台轧面机，开始了试制工作。随着轧面机轧出的不是一根根面条，而是像泡沫般的团块。在反复试验中，他终于弄清了原因：面粉中的蛋白质遇到盐分失去了粘力。于是他先把没盐的面粉制成普通的面条，蒸熟后，浸到酱汤里过一下，面条于是带上了咸味。这一不起眼的技术无异于面食技术的一场革命。接下来就是如何将面条烘干，以便长期保存。起初，他采取原始的利用太阳光晒干面条的办法，但这太费时间且需手工操作，不适于工厂化的大规模生产。他多次试验，让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次在饭桌上，她的妻子做了一道可口的油炸菜“天妇罗”（日本传统油炸食品，用蔬菜、虾等裹上面粉下油锅炸成），他猛然间领悟了做方便面的一个诀窍：油炸。面是用水调和的，在油炸过程中水分会散发，油炸面制食品的表层会有无数的洞眼，加入开水后，就像海绵吸水一样，面能够很快变软。这样一来，方便面的只做流程就很清晰了，先把面浸在汤汁中使之着味，然后油炸使之干燥。他这种做法称作“瞬间热油干燥法”。
　　第一批方便面条便是今日老幼皆知“鸡肉方便面”，1958年8月25日第一次上市销售，定价35日元。从当时日本物价水准看，方便面定价不菲。有人冷言冷语说，乌冬面一份才卖6日元，“鸡肉拉面”会有销路吗？ 正如安藤百福所预想的那样立即引起轰动，爆发性畅销，仅1959年4月，“鸡肉方便面”就出售了1300万包，全年销消费量为7000万份，到1961年，消费量已急增至1亿5000万份，生产厂商超过100家。市场上也开始出现粗制滥造的方便面。
　　安藤百福很快意识到，必须规范市场，才能维护新产品的名誉。1960年，他打赢了方便面的知识产权官司，1961年年注册了“鸡肉拉面”商标。1962年，他取得了“方便面制作法”专利，并据此向113家同业发出警告。但到1964年，安藤成立日本拉面工业协会，把方便面专利转让给业界。
　　干面条制造商奥井清澄在1960年1月，用外添调料袋的办法，制造出食客可以随心所欲调味的方便面，挤入了这一新兴的市场。于是市场上出现了两种方便面：一种是不用调料袋的方便面，一种是外添调料袋的方便面。起初，安滕百福的方便面因为拥有专利权而畅销无阻，但不久后消费者开始青睐外添调料袋的方便面。因为它能适应众多消费者对味道浓淡的不同需要，从而受到市场的欢迎。然而，大批量生产外添调料是一个难题，有兴趣向这一领域发展的一家东京食品公司攻克了这一难题。1962年开始，他们利用制造速溶咖啡的喷雾干燥法制作调料粉末，获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从此，外添调料方式的方便面占据了市场上的主要地位。鉴于方便面条已由多家公司大规模制造，日本农林省制定了方便面条的JAS规格，颁行于日本食品工业界。这样方便面条就从早期的幼稚产品成长为一种大众化的据有稳定市场的规范产品。
　　1965年，安藤百福听到了“有人吃了鸡肉拉面中毒”的消息。原来这是因为炸面条的时候温度太低导致细菌繁殖，安藤百福决定在日清食品的全部商标上标明制造日期，在此之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还找不到标明日期的食品。后来这种方法被制定成食品卫生法央其他商品上也进行了推广。
　　在日本市场占据绝对地位后，安藤百福开始考虑把方便面推向世界。1966年，他在美国考察时意识到，欧美饮食中没有碗、筷等东方人普遍使用的餐具，方便面在欧美并不卖座。有一次在飞机上，他看到空姐提供的铝制容器上部的盖子是由纸和铝箔贴合而成的密封盖，由此受到启发，发明了以发泡聚苯乙烯为容器的杯面“杯面”，这样吃面的人可以像端着喝水的杯子一样，端着面到处走动。1971年9月，世界首份“杯面”上市。这一发明帮助他很快地打开了欧美市场，至今已累计卖出200亿份“杯面”。
　　1971年，安藤百福又研制了碗装方便面，瞄准了外出旅行人员的需求。由于碗装方便面的价格是袋装面的3倍多，当时的销路很不好。日清公司不得已只得将库存的碗装面以低价格卖给日本的警察局．让他们在外出执勤任务时食用。 1972午的冬天，日本突发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全国各大电视台纷纷进行实况转播。电视观众看到在寒风凛冽的破案现场，警察们吃的竟是碗装方便面。由于这个实况转播收观率非常高，意外出现在屏幕上的方便面一下子妇孺皆知。此后，碗装方便面的销售量猛增。
　　现在，方便面几乎遍布世界各地，安藤百福被称作“方便面之父”。2002年全球共消费方便面550亿袋。2003年，全世界消费方便面652.5亿份，产值达140亿美元。2005年 7月，日清公司的方便面同日本宇航员野口聪一一道搭上美国“发现”号飞船，成为太空站的宇宙食品。
　　

　见《南风窗》，刊出稿改动甚大
　　
　　2008年是“拐点”之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瞻前顾后、承前启后的一年，也是探索改革路径的关键一年。按说，关于改革是非和方向的争论应该较之往年有所提升。但奇怪的是，今年并没有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文章。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要归因于，今年频发的各种意外事件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但和往年相比不同的是，在这些公共事件面前，来自知识界的声音似乎少了许多，很多重要的知识分子失语，在发言的不少知识分子当中，他们操持的都是一些“确信无疑的常识”，而这些“常识”的说服力开始游移不定或边际效应递减。这是让人困惑的一年，在知识分子大都时事评论员化的浪潮中，很多真实而痛切的问题讨论却隐身了，但它们并没有消失。
　　
　　经济改革中的法治逻辑
　　今年年初，《劳动合同法》开始正式实施。围绕《劳动合同法》展开的讨论，充满了象征意味。正是这部法律，让我们可以从窥见近年来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中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秘密。
　　在1-3月份的诸多言论中，我们看到的大都是经济学家对这部法律的一边倒的言论，这些言论具有明显的强烈反对和批判《劳动合同法》，其理由是限制了企业主用工的自由，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将大大提高企业运营成本，其中以张五常和王一江的言论最为引人注目，张认为《劳动合同法》会把“经济搞垮”，王则主张《劳动合同法》硬对中小企业豁免。但到了3月中旬之后，媒体舆论开始转向，开始出现不同意见，开始称《劳动合同法》是“世界上用工最自由的一部劳动合同法”。
　　在这种关乎基本社会关系的讨论中，利益集团及其知识分子代言人极其不负责任，比如关于备受关注和争议的无固定期限合同。反对者大都估计没有认真地看完《劳动合同法》，更谈不上对《劳动合同法》的体系解释。《劳动合同法》实际上给出了企业解雇无固定期限职工的一些条件，包括职工不能胜任当前的工作，也包括企业发生了经营转向的情况。如果我们对照《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在39条中增加了两种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在41条裁员规定中又增加了两种可裁员的情况,这是放宽了而不是收紧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
　　一般来说，新法刚施行其后果短期内很难显现，但为什么《劳动合同法》一施行就遭遇这么强烈的外界反应呢？抛开它“生不逢时”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2003年以来政府对劳资关系的重视。时至今日，没有人去检讨《劳动合同法》的内容有多少已经在《劳动法》中有所体现，前者只不过对后者第三章的扩展和解释而已。在1995开始实施的《劳动法》里面，《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内容已见雏形，但以往为什么鲜有人指责《劳动法》本身呢？原因还在于从1995-2003年在这段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在政府发展至上思维主导下，对资方的过于保护和倾向而导致《劳动法》本身形同虚设，到了2003年胡温新政之后政府开始校正之前的发展思维，重视劳资矛盾问题，《劳动法》本身才开始发挥作用。《劳动合同法》的出台细化了《劳动法》，其对资方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一个从无到有的作用。大多数人的激烈意见，可能不是针对法律约束的多少，而是对从无到有的强烈不适应。
　　通过经济学家对《劳动合同法》的态度，不难看到过去多年下的“发展至上”思维的遗产负担是多么地深刻。这一点，从主流经济学家对“改革开放30年”的解释上也可以得到印证。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10届光华新年论坛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位经济学家发表了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评价与展望。从他们的发言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关于“30年无论如何总做对了些什么”的辩护（经济学家姚洋在汕头召开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30周年”会议上提出的“中性政府”的说法，则是对过去“发展至上”模式的集大成辩护），这种辩护更多的是一种知识分子作为幕僚的自我表扬，至于改革过程中蕴含的矛盾和如何重建改革共识鲜有人提及，不少经济学家提到了法律和法治，但他们对法治的理解并未超越以吴敬链为代表的“坏市场”和“好市场”之说：坏的市场经济受“权贵”主导，好的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基础。
　　对此，人们自然会提出两个疑问：其一，不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还叫市场经济吗？其二，我们该不该以法治去促进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法治会不会异化为“经济发展”的护航工具？诚若如此，法治如何摆脱工具主义的束缚，为市场交易维持秩序呢？法治自身的独立价值何在？换句话说，好市场不过是用法律去促其发展的市场而已。前述困惑同样是“发展至上”模式尚未成功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模式转变的见证，所谓“科学发展观”、“又好又快发展观” 任重而道远。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经济观察报》和《读书》送给吴敬链一项“吴法治”的高帽子。对“吴市场”来说，这与其说是一种荣誉，不如说是一种期待，期待经济学家群体在中国经济改革进一步走向纵深的情况下，提高自己的法律修养，校正自己的机会主义和投机主义法治观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袁剑的《大裂变》，尽管其观点稍显悲观，但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基本判断，当属少见的清醒和睿智。
　　他认为，“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积累了三十年。三十年之后，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格局：在积累了巨大的对外债权（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却也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对内债务在三十年的增长盛宴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麻烦周期，或者说是一个还债周期。不巧的是，中国内部这个危险的周期可能与另一个不祥的周期叠加在一起并发生共振。”
　　
　　改革而立之年的自我认知
　　2008改革开放步入而立之年，那么中国在自我意识上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吗？
　　有人说,举办奥运是一个国家的成年礼。对这一成年礼的评价也出现了较大分歧，高调者认为，北京奥运会是现代中国强国梦的表达和实现，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新的起点。北京奥运会是当代中国的一次全球性亮相，为全球提供了一次走近中国、了解中国的机会，就像此前的奥运会为中国提供了解不同的异国文化的机会一样；低调者则认为，在奥运会商业化的大势之下，奥运原有的道德光环已然褪去，通过奥运会来“声张国威”，说到底是按照西方的文化架构运作，走的是日本和韩国的老路，以西方文化的认可来获得自身的虚荣。
　　从结果来看，之前预设的奥运的各种功用可能并未显示：从经济方面来看，奥运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虽因经济危机的出现而并不明显，这尚属情有可原，但投入与产经明显不对称的“举国体制”并未如奥运之前人们预期的那样淡出或缩小其范围，这不能说是一大遗憾；从政治方面来看 ，奥运会为中国政府争取的光彩很快在三鹿事件中消逝；从文化方面来看，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即使在自诩“脱亚入欧”的日本，基督徒的比例在全国人口中还不到百分之一，而中国的基督徒人口却已高达7000万，这是文化自信心软弱的无情标志。
　　与奥运会不同的是，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受到干扰后中国人的表现所蕴含的深层意味，真正能激发对中国在自我意识认知上的信心。
　　在中国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活动中，西方各国愤怒的中国留学生的表现尤其值得关注，他们甚至比从未离开过本士的中国人拥有更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一个新的动向，这改变了人们对海归“亲西方”的日常印象。美国《新闻周刊》杂志通过对以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为代表的海归们的采访，刊登了一篇题为《海归的崛起》的文章，该文的核心观点是“越西化的中国人反而越不喜欢西方”。张朝阳在国内解释说，“我并没有单纯地强调反西方。由于留学生对西方社会了解比较深入，对西方的认识相对中肯和平衡，尽量避免了盲目崇拜或者崇洋媚外，将理性地面对东西文化政治交融时带来的问题。”他进一步认为，多数海归现在有一种全新的自信，东方与西方现在不再是单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互相都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长处，东方面对西方已经经历了从仰视到平视的过程。在平等的原则下，敌对的态度就会减少很多。
　　如果这种“全信的自信”和“平视地相互学习”的态度能够传染至整个知识界，那么中国在自我认知上会成熟许多，至少上半年发生的范跑跑事件不会变成一种闹剧。范跑跑先是本能地逃跑，然后再扯出自由主义的大旗进行辩护，一时舆论哗然。支持范跑跑用自由主义辩护的人可能并不清楚，即便在范所向往的“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可能他的遭遇也并不比在国内好很多。根据外电报道，美国在对待地震时老师们的表现有着严格的规定。在地震较频繁的加州，由《加利福利亚州民法典》第3100条规定所有公职人员是灾难服务人员，“此公职人员包括教师，因此，当灾难发生时，美国教师有疏散学生的职责。”因此，如果脱离了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具体历史情景的认识，单纯靠这些理念去行事，容易出现滑稽的闹剧。
　　对正在遭遇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界需要重新审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此时此刻，知识界更需平冷静谦和的态度，来冷静地看待国内市场经济的问题，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中国的问题可能和西方并不一样，中国经济是市场化过度还是市场化不足，这都是国内知识分子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如果说市场化的过度的话，我们应该效仿美国，加强管制；如果是市场化不足的话，我们可能要改变思路，弱化国家对经济的强力主导，否则只能是错上加错。这既需要“中国学生”深切了解自身，更需要分辨“西方老师”的遭遇。
　　不少学者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以西方作为参照系，但言者往往将西方简化为一些“确信无疑的常识”，学者严瑜表达了对“确信无疑的常识”的怀疑：“在今天，对事关民族和国家前途的重大研究方面，勤谨和负责已经是稀缺的品性。比如，当人们事事都以西方的普世价值为标准来谈论中国的时候，对西方历史和思想的具体复杂的脉络究竟有多少把握和积累？当人们讨论现代化或者民主的时候，对现代性问题、民主理论和历史有多少了解和积累？当人们热衷于宣告中国文化的落后和腐朽的时候，对中国民情和中国文化传统的脉络有多少把握和积累？”他主张，追求文明复兴的当代中国，需要一个有足够能力、有足够积累来探索事关民族、国家和文明命运的诸种问题的知识界，需要中国知识界有透彻了解世界其他文明的抱负和工夫，有承继自身历史文明统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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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密》改变了茅盾文学奖的风格
　　记者：你怎么看待第7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
　　虹影：说实话，之前我对茅盾文学奖很抵触。这一届茅盾文学奖和以往几届相比，在风格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在几位获奖的作家中，贾平凹和迟子建的作品我都在网上读过，他们获奖是实至名归，并不让人感到惊奇，而麦家的获奖让这一届茅盾文学奖显得很不一样。麦家是一个有实力的作家，很早之前我就开始关注他，我很喜欢他的长篇《解密》。但和其他获奖作家相比，他在身份上有一点非主流的意味。更有人说，他的获奖小说《暗算》之所以那么火，是因为有电视剧，他最新的《风声》有华谊兄弟在背后操作，投入了8000万，但这并不能否定麦家作为一个作家的实力。我是相信他的实力的。他的获奖是一个意外，没有《暗算》，这一届矛盾文学奖和以往没什么不一样。
　　
　　记者：在过去的四年里，你最欣赏的长篇小说是哪几部？为什么？
　　虹影：我比较欣赏的长篇小说有贾平凹的《秦腔》、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冯唐的《北京北京》、李师江的《福寿春》。其中，《秦腔》非常鬼气，非常迷人；《我的丁一之旅》延续了史铁生一贯的风格，不懈地对命运追问、对神性探索，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北京北京》是冯唐的新作，有往事有梦想，更多是人生伤心。他一出道我就开始关注他，他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和语法，没有人可以模仿；《福寿春》非常有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的味道。李师江之前的作品，风格非常莽撞，有点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但他这次写中国农村的语言和口气很地道，非常特别，如果隐去作者，说这是贾平凹的作品，也会有人相信。
　　
　　记者：你怎么看待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
　　虹影：评选标准过于模糊，这就为内定谁获奖做好了铺垫。这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我当过中国一些地方和新加坡的文学奖的评委，几乎都会内定。这种现象在华语界文学奖圈内似乎很普遍。我认为，只有擦去这个污点，文学奖评选才有意义。
　　
　　记者：你觉得茅盾文学奖在评选机制上有哪些不足？
　　虹影：首先是茅盾文学奖备选作品的范围很有局限。前七届的备选作品还主要局限于大陆地区的作品，第一没有把旅居海外的中国作家包容进来;第二没有把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作家的作品给包容进来。关于前者，我们没有理由把这些作家排除在外; 关于第二点，如果说以前涉及比较敏感的政治话题，那么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和近年来两岸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现在还有什么理由不向港台地区作家开放呢？实话实说，这种开放也符合《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修订稿）》精神。据《修订稿》规定，凡评选年度内在我国大陆地区公开发表与出版的由中国籍作家创作的，能体现长篇小说艺术构思与创作要求，字数13万以上的作品，均可参评。这一条如何解释呢？是否说如果在评选期间，港台作家在大陆地区公开出版符合要求的长篇小说也可备选呢？对此，始终没有清晰的界定，不能不说是茅盾文学奖的一个遗憾。另外，需要提起的是，台湾不少重要文学奖，如“联合报文学奖”和“中国时报”文学奖，都未限制大陆作家，只要是用中文写作，不管作者居住何方，甚至持哪国护照，人人平等。
　　其次，茅盾文学奖参选作品的来源没有交代清楚。虽然茅盾文学奖的奖金不被人关注，但获得这奖毕竟不只是荣誉，还牵扯到利益之争，比如出版社之间、作家之间、责编之间，作协之间。在每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候，各级作协和各个出版社都推荐了哪些作品，这些都应该公开，不公开怎能打消人们对其中猫腻的想象呢？
　　最后，茅盾文学奖的日程和数量都不固定。既是长篇小说领域的最高国家奖，其评选日程和获奖数量都该固定。现实是日程都充满了弹性，获奖数量为３－５部，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操作，消解了这个奖的严肃性。
　　
　　记者：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小说作家之一，你怎么看待茅盾文学奖对作家的影响？
　　虹影：任何一个文学奖都有正面和负面的意义。有时候正面的意义就是其负面的意义。对作家写作来说，文学奖主要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手段，对作家创作起到激励和刺激的作用。有的作家获了茅盾文学奖，对他而言，是一个莫大的肯定，其次也可能是一个句号――此生得了这个奖就够了。这样一来，正面意义也就变成负面意义了。在文学史上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都出现过这种情况。海明威和福克纳得奖之后成绩全无，前者自杀。米兰·昆德拉，一直在提名名单上，一直未获奖，使他新作不断，每一部都有创新。
　　
　　国内外文学奖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公开透明
　　记者：你认为中国有值得关注的文学奖项吗？你个人比较看重哪个文学奖？
　　虹影：国内的一些文学奖我都会看一看，比如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和百花文学奖等等，但说不上真正地关注。我个人对网络上的原创文学奖关注比较多，我也去参与过一些奖项的评选，我觉得这样的活动虽然也涉及到前面说的内定问题，但确实能发现一些新的面孔，一些真正有才华、有实力的新鲜作者。在圈子文化和裙带关系盛行的中国，这样的评奖对年轻人很有意义，帮助他们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另外，像你提到的《萌芽》杂志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我持一定的怀疑态度。我听说，很多家长都怂恿自己的孩子去写，他们还都是高中生，这倒无可厚非，因为获奖不仅意味着可能被保送，甚至是一夜成名或一本万利。但是当我听说有的家长甚至代他们的孩子去写，我就觉得变味了，很悲哀。
　　
　　记者：你个人所获的文学奖大都是国外的，比如2005年《K》获罗马文学奖，你觉得国外的文学奖在评选标准和评选机制上和国内这些文学奖有哪些不同？
　　虹影：国外的文学奖在评选标准上，对艺术性和探索性很看重。以英国布克文学奖为例，关于其评选标准，我记得最近报纸上有篇文章用半讽刺半认真的口吻说，一本书有可能得奖必须具备三点：第一，如果书出版之后媒体发表了很怪的书评，记者读不懂;第二，如果读者发现书里面有很怪的词语，读不懂，需要去查词典; 第三，如果书里面有大段的与故事无关的描写，让读者读得云雾里，读不懂。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样的标准难道不是在鼓励作家在艺术上做出大胆地探索吗？而我们国内获奖的作品都是大家都看得懂的，这就是评选标准上的明显差异。在这个方面国外走得比较远。1981年布克文学奖，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进入最后阶段，当时有很多强有力的竞争者穆丽尔·斯帕克、伊安·麦克尤恩、多丽丝·莱辛，全是著名作家，相对而言，拉什迪只是个无名之辈，当时5个评委中争论很凶，最后《午夜的孩子》以3：2比例胜出，其中一个支持拉什迪的评委，流着泪走开了房间。《午夜的孩子》这部成为世界经典之作，当年赢得奖并不轻松。但正是得到了奖，才使拉什迪一夜成名，开始他事业的一个新高峰。
　　至于说国外文学奖和国内文学奖在评选机制上的区别，我在前面谈茅盾文学奖的不足时已经指出一些问题，茅盾文学奖的不足，正是我和一些相对成熟的国外文学奖做比较得出的结论。当然，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评选是否公开透明，国外重大的奖项的操作都相对固定成熟，这些技术上的东西我相信国内的文学奖，想改进也不难，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动力和意愿。
　　
　　记者：你怎么看待当代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
　　虹影：说到这个话题，让我想起了鲁迅说过的一句话。1927年，鲁迅在得知有人将要提名自己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时，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鲁迅很清醒。从1927年开始到今，中国作家、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狂热未减，各种疯狂想得奖的丑闻手段不断，各种说法更是五花八门。我认为，这个奖并非一个不可动摇的奖项，作家要靠作品说话，博尔赫斯、纳博科夫、普鲁斯特和老舍等作家，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未因未相遇此奖而逊色。如果我们不打破这个情结，不会有很大长进。
　　
　　记者：有人认为，诺贝尔情结是一种病态的大国心态在作怪，认为中国没有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有失大国的身份。你认同这种看法吗？
　　虹影：我认为，中国作家没有获诺贝尔奖无关大国身份，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语言障碍。中国小说翻译成瑞典语的还很少，其作品翻译成瑞典语的中国作家屈指可数，除了我本人之外，还包括沈从文、李锐、莫言、余华、苏童、商禽等十来位中文作家等。健康的心态是加强翻译力度，政府有关部门拔出一定的费用，让专人翻译优秀的中国小说，让国外更多地了解中国作家的作品，这是第一步。
　　
　　
　　当代女作家整体上超越了现代女作家
　　记者：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你最欣赏的中国作家是谁？你认为，他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虹影：在这三十年里，我最欣赏的大陆作家是史铁生。我最欣赏的大陆作家是史铁生。张承志皈依伊斯兰教义，说来是他种族文化基因拨动的回归；北村的小说浓厚的基督教信仰，是他的悲悯情怀；高行健的迷恋禅宗，是用他的戏剧作探寻。这类作家，神性的存在，是他们的信仰，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既不需要证明，也不容忍证伪。可史铁生就不然，他的作品证明了神性，他说：“在神的字典里，行与路共一种解释”。他是我们时代的思考者。
　　
　　记者：你怎么看待迟子建的作品？
　　虹影：迟子建继承了萧红的风格，站在东北大地上写作，达到了萧红以前没有达到的高度。
　　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去关注一个部落，记录一个或许永远不会发出声音的部落的声音。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这部小说对她的人生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如李欧梵所言，以前中国作家经历过革命浪漫主义泛滥的反拨，五四现实主义传统再度复兴。后毛时代的文学并没有完成对集体性和民粹性的本土形式的“大回归”，倒是作为五四绝对信条的自我的主题和自我的解放得到了张扬，1947年之后的十年，大陆年轻一代的作家不再满足于这两种传统，而是希望超越本土和现实领域，以全部的创作开辟新的方向。他的话还算客观，像苏童余华早期的短篇，的确开创了中国小说新的轨迹，在当时一派“寻根”“伤痕”风气之下。不过，绝大部分作家，很多年按照上面的方针路线走，去采风、蹲点体验生活，结果产生出“高大全”的文学形象，走向死胡同，像《金光大道》、《李自成》。进入我们这个新世纪，这样的上面的号召指示照常，这样的作品照旧会得到主流社会认同，然而迟子建跟踪那个部落生活，并做深入研究，是作为一个作家的个人行为，她写出了这部作品，得奖当之无愧。
　　
　　记者：在历届的茅盾文学奖得主中，你个人比较喜欢的女作家是谁？你对她们的作品怎么看？
　　虹影：记忆中获这奖的女作家还不少，有张洁、余小惠、凌力、霍达、王安忆、宗璞和迟子建。除了迟子建，我比较喜欢的女作家是王安忆。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她对我影响很大，比如她的“三恋”。她之后的每一部作品我都看。在当代作家中，她是少有的勤奋。宗璞的短篇我很喜欢，她是书卷气很浓的一个作家，作品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和人一样沉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她的中篇《三生石》，让读者相信爱情忠贞，相爱的人生生世世在一起，这是文学的力量。
　　
　　记者：你认为当代女作家们和现代女作家相比，有哪些不同？你个人比较认可的女作家都是哪些？
　　虹影：从整体上来看，前者比后者优秀得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前者克服了后者在时代和个人局限性上的很多问题。在题材上开阔了很多，有台湾朱天文写男同性恋的《荒人手记》，也有台湾丘妙津写女同性恋的《蒙马特遗书》，她是典型的身体写作，最后在巴黎自杀身亡，比我们大陆那些身体写作的女作家们更极端前卫。徐小斌的《羽蛇》，写了五代女性，尖锐透彻，直逼人心当然，带有神秘和宗教色彩。在现代女作家中，张爱玲是一个异类，她的作品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装下了，这种气度很少有人能够继承。如果说有人能够继承这种气度，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朱天文。朱天文的《巫言》是非常出色的长篇，那如菩萨一样低眉，那如大师一样超然，感受现实另一个层面，唤醒万物之灵魂，如巫或高超之艺人喃喃自语。如果按照那三个得布克奖的条件，此书皆有份，布克奖得主必是这位巫者。大陆目前还没有出版此书，如果这部小说获了茅盾文学奖，我一定会对茅盾文学奖肃然起敬。

见《南风窗》
　　
　　从年初到现在，东莞始终处在公众密切关注的中心。人们最关注的问题可能是，到目前为止东莞到底倒闭了多少企业？东莞的经济是不是整体受到重创？
　　日前，东莞市市长李毓全公开表示，东莞并不存在企业倒闭潮。今年1至10月，东莞累计有7149家企业关停或外迁，绝大多数都是合同资金百万美元以下的企业。其中，关停的企业是689家(80多家因租约到期而关停)，都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民间的说法和官方的说法却不尽相同。迈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中延认为：“综合考虑统计口径等各种因素，倒闭的企业我们可以估算为1500多家，平均到各个镇，每个镇有50多家已经这不得了了。大朗镇大约共有1700家企业，整体受到的影响不大，我估计大约也就一二十家。如果东莞真得像外界风传的那样倒闭了6000多家，那是什么概念？每个镇倒闭了200多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尽管统计数字扑朔迷离，但东莞的经济出了问题，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一样的倒闭，不同的病因
　　
　　“就制鞋业而言，东莞确实受到较大影响。我们估计，2007年7月到2010年6月，整个行业的情况是，30%左右的企业会倒闭，50%的企业在盈亏之前摇摆，10-15%的企业日子比之前更好过。” 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亚洲鞋业》杂志主编李鹏对记者表示。李鹏1995年就在东莞涉足鞋业，见证了东莞鞋业的兴起、鼎盛和下行。
　　李中延认为，东莞的底子比较厚，民营企业比较低调，净资产比较优良，东莞的某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可能受影响较大，但东莞企业整体不会受到重创。有分析人士也认为，目前的企业倒闭潮不至于撼动东莞的产业基础，因为在东莞经济中举足轻重的电子产业集群仍然稳定。
　　在倒闭的企业里面，李中延认为情况比较复杂，需要进一步分析：“这里有几类。一部分可能并不是亏在主业上，而是亏在其他方面，比如房地产或者有色金属期货，而这两个行业在过去的一两年内波动很大，所以他们的经营容易出现问题，甚至破产。
　　还有一部分是港台企业。东莞开放比较早，1985年前后港台企业家来到大陆，大约40岁左右。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他们快70岁了，企业也不大也不小，往往有1000-2000人。人老了，不愿再干下去。平时大都在港台生活，一个月或者两个月过来一次；他们的第二代现在30多岁了，大都在国外生活和工作，他们都不愿意来大陆继承打理这些产业。这样一来，开工厂不赚钱，遇到金融风暴关闭就算了呗，反正对老板也无所谓，他们在早几年已经赚了很多钱。这样的企业在倒闭的企业里面大约占30%以上。”
　　在诸多倒闭的企业里面，不容忽视的是民营企业。这类企业大多以初级的代工为主，自身抵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在遇到经济环境动荡时容易遭遇危机。“每个企业面临的情况都不一样，遭遇不一样，有的企业本来只是有些小病，还可以克服升级，而有些企业早就患了‘癌症’，在金融危机这个冬天来临时，被冻死了。不少企业亏就亏在自身的管理上，管理能力好的企业，其抵抗力要强一些”，东莞二发毛绒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太平绅士陈熹说，“因此，企业无论在那个层次上，无论是代工、贴牌还是自主研发，都要在管理上下功夫。这样转型或升级才会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康达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总裁、康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颜晓英对未来也比较乐观，她的企业是东莞市政府扶持的56家后备上市公司之一：“我们公司是1998年成立的，近两三年进行了转型升级，从传统的机电产品加工贸易型已经转型为新能源高科技企业，在产业链中拥有了拥有一定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庞大的客户群体，使企业增强了抗击风险的能力。”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林江教授建议说：“面对全球金融海啸，企业首先要保持冷静，首先要弄清楚企业出现困难是源于什么，是金融海啸还是企业本身的治理结构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转型毕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而应该是经过慎重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
　　在无法控制外部环境的时候，才有重视和苦练管理内功，才能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换句话说，这次危机对东莞经济来说，未必全是坏事。
　　尽管危机可能会变成东莞经济升级的契机，但政府在这个时刻应该保持清晰的思路，虽不必过于乐观，但也不至于过于悲观。林江教授认为，目前各级政府出台了密集的政策，可能有些慌乱，“政府在目前的关键时候应该慎重从事，在病因不明的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时间出台太多的政策，一是企业的 ‘身体机能’可能承受不了，二是不同的药可能会相互抵消其影响，效果事倍功半。”
　　
　　 绕不过去的体制矛盾
　　
　　企业的倒闭原因多样，对于是什么造成了东莞目前的经济困难，人们也众说纷纭。但在这些背后，关于东莞行政体制方面的深层次矛盾却鲜有人提及，而正是东莞独特的行政区划结构蕴含的内在冲突，使东莞的产业结构出现了“小、散、乱”的格局，转型困难。
　　作为地级市的东莞就直辖4个街道和28个镇，中间未设区。这种行政区划在全国仅有东莞、中山、三亚这三座城市采用。这种体制的好处，在东莞得风气之先、港台商人纷至沓来后被发挥到了尽致，市、镇、村和组四轮马车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开足马力，从而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局面，如今东莞的32个镇街都步入了“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排行榜”。
　　通常，人们把这种体制下形成的经济模式称之为“诸侯经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林江教授将其特点概括为行政体制集权、经济体制分权，其原因是东莞的镇街政府要为其辖区的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社会治安等，而相关的费用支出主要来自于镇街财政而不是市级财政。因此，镇街的政府对于其辖区内的经济事务有很大的自主权和发言权，
　　这种行政区划体制在东莞的早期发展中功莫大焉，但也蕴含着很多弊端，各个镇、村和组各自为政，缺少必要的统筹和规划，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格局混乱和重复建设的现象。尤其到了今天，在东莞面临建设用地短缺和环境污染压力重大的情况下，这种行政区划的缺陷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早在2006年下半年，东莞市就成立了专题调研小组，加强对行政区划的研究。但两年多过去了，官方并未采取任何有实质性的举措。
　　林江教授认为，这是东莞转型绕不过去的一个关键步骤：“东莞的镇街经济在经济景气程度较高，加工制造业还是处于全盛时期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甚至还有体制上的优势，但是这种诸侯割据式的村镇管理体制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没有产业的集中显示度，尤其是当我们强调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现代产业的时候，需要一个相对集中的镇街来体现产业服务业对于制造业升级转型的支持，但是现有的镇街管理体制却不利于打造这样有现代产业集中度的镇街。”
　　
　　“削藩”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在现有的32个镇街之间进行重组，减少行政单位的数量，解决政令不畅通的问题，从而节约行政成本，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这是一种典型的“削藩”的思路，很多专家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这种思路最大的特点是通过行政强制的手段集权，加强市委市政府的权力，削减镇政府的权力”，东莞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会秘书长、《东莞经济》主编李智勇说，“假如把32个镇街简化为16个或者8个，那么究竟改变了什么呢？只是减少了镇一级的行政单位，但并没有创新资源集约利用的制度设计和运作方案。村组的数量和问题并没有改变，现实的问题是土地被村组紧紧地握在手上，被固化了，市镇村社之间没有建立利益共享的分配机制，资源不能很好地流动起来，结果总是权力大的想强压权力小的做事，权力小的则想方设法消极抵抗。”
　　“削藩”之后，市和镇之间利益博弈的对象是减少了，吃饭的班子数量压缩了，但现有冲突的根源并没有真正解决。人们需要探索的是：在不改变现实行政区划格局的情况下，有没有一种模式可以把市、镇、村和组之间的利益协商统一起来，通过创新制度设计的思路，从短期效应、中期效应、长期效应三个角度提高资源利用的综合水平？
　　对此，李智勇建议，通过镇、村和组之间的充分协商，形成一种新的合作机制，对现有这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收益权进行合理评估，相对确定不同区位、不同用途土地收益权的流通方式，然后对土地上的房子进行成片改造，以科学规划、相对集中、合资建设、统一管理、按股分利的方式，把分布于同一个镇内部不同村组之间同一行业的工厂集中起来，在某一个相对优势较为明显的村搞主题工业园区或生活园区，这样，提高了单位土地面积的投资强度，进而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再进一步推进优势产业的集群优势与产业链的完整性，把单一企业需要支付的边际成本变为同类企业的边际成本。
　　如从治理污染的角度来看，就会把原来不同企业不同源的污染变成了同类企业的同源污染，把原来不同企业自行解决的治污问题变成了一个主题工业园区的公共治污问题，大大降低了大批同类企业的治污成本，提高了污染治理和再生利用的水平，收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
　　“这样一来，资源利用的机制得以创新，效率大幅提高，制约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冲突就会迎刃而解，整个东莞的资源配置就会更加优化，这不就自然而然转型了吗？”

《文景》2008年12月
　　
　　2008年10月3日，瞿同祖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据其遗愿遗体供医学解剖后火化。没有追悼会和告别仪式，没有领导慰问，没有媒体专题。他活了98岁，几乎穿越了整个20世纪，然后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在他身后留下的是只有四本书、数篇论文，在这个高歌猛进的时代他的学术遗产显得有些寒酸，但这并妨碍他在学界的地位。他是20世纪少有的世界知名的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影响鲜有人企及。
　　
　　初露头角
　　 1910年7月12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瞿鸿机曾任光绪时期的军机大臣，他曾经三次向慈禧保荐康有为，参与筹划预备立宪，并与另一位权臣岑春煊配合，试图扳倒袁世凯而未果。但让不失为影响清末政局演变的关键角色。因为他与其祖父都出生在庚戌年，故名同祖。出生之日六月初六为天贶节，故字天贶，后改天况。他是独子，辛亥革命后，全家迁居上海。他的童年在上海度过，读小学。瞿鸿机亲自为瞿同祖开蒙，让瞿同祖为《论语》断句，以朱笔描摹正楷。
　　1923年．在他13岁那年，父亲不幸离世。1924年，他随祖母到北京在叔父瞿宣颖家居住。瞿宣颖时在北洋政府任职，是深具国学功底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曾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他指点瞿同祖学古文，给他讲汉赋，教他历史。在北京，瞿同祖先后就读于育英中学、汇文中学。在中学时他便自学了《尚书》，而《尚书》之难居五经之首，连韩愈都认为它“佶屈聱牙”。瞿同祖希望从此书入手，由难而易，将一切古代典籍打通。因为这一家学背景，瞿同祖的文史知识远远超过了同龄人。
　　1930年，他因为成绩优秀被报送到燕京大学，在法学院主修社会学。燕京大学与其他大学的一大区别在于，除中国历史和国文课之外，其余的课程的几乎都是用英文来讲授的。法学院包括政治系、经济系和社会学系。时任社会学系主任的是吴文藻，因为瞿同祖与同门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等皆生于狗年，四人被吴文藻的妻子冰心戏称为“吴门四犬”。
　　在本科期间，瞿同祖选读了以下课程：林东海的“社会学概论”，雷洁琼的“社会学原理”，许仕廉的“人口学”，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学”和“统计学”，吴文藻的“人类学”、“家族社会学”及“西洋社会思想史”，张鸿钧的“社会工作”。初入校时他只是随班听讲，专业方向未定，后来他对历史发生兴趣，遂副修历史。于是他选修了洪业的“史学方法”，邓之诚的“中国通史”和“秦汉史”，张星娘的“宋辽金元史”及张尔田的“史微”。除社会及历史两系课程外，他还选修了钱穆的“国学概论”，萧公权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吕复的“比较宪法”，张东荪的“西洋哲学”，陆志韦的“心理学”，某位老师的“经济学”和郭观云的“法学概论”。在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的前述名教授的熏陶和指引下，他大大打开了眼界，并完成了学位论文《春秋封建社会的剖析》。对他而言，这一时期的最大收获则是认识了他的妻子赵曾玖。1932年，赵曾玖从培华女中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同年8月他们共结连理。
　　1934年他本科毕业那年，恰逢燕京大学设置研究院，他就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成为该校第一批研究生。他以本科毕业论文为基础，加以补充和改写，完成了题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硕士论文。这篇论文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导师杨开道对这篇论文评价甚高：“瞿同祖对于美国现代社会研究已具根基，对于欧洲中古社会情形亦极娴熟，然后以之研究中国过去封建社会，显已立于不败之地。本书为瞿君对于中国过去社会第一次的分析，费时虽仅二载，然其了解，其组织，已有若干独到之处。比一班专讲空洞理论，或一班专收零星材料的朋友，自然又高出一筹。瞿君誓以十年二十年之精力，从事于中国过去社会之研究，从此异军突起。”这本书后来又被不少大学视为一本重要的教学参考书，后来被译介到日本。但瞿同祖对这本书并不满意，认为它是他的“著作中最不成熟的一本”。
　　在这一时期，他的另一收获是在导师杨开道的影响下，他接触了一些过国外的法学著作，其中包括享利·梅因(Henry Maine)的《古代法》(Ancient Law)和《早期法律与习俗》(Early Law and Custom)、维诺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的《历史法学大纲》(Outlines of Historical Jurisprudence)。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他对法律的兴趣，诱导着他把自己的视角转向中国古代的法律，写出一本“像梅因那样能成一家之言的书”。
　　
　　人生高峰
　　从研究院毕业不久，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他于1938年只身南下。先到重庆，后应邀前往吴文藻和费孝通在云南大学刚成立的社会学系。他被社会、政经、法律三系合聘为讲师，后升为副教授、教授，开设“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及“中国法制史”三门课程。
　　因为要教授中国法制史的课程，他就开收集研究了中国古代的法律材料，同时阅读了不少法人类学的著作，其中包括马凌诺斯基(B.Malinowski)的《蛮族社会之犯罪与风俗》(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罗布林(W.A.Robson)的《文化及法律之成长》(Civiliziation and the Growth of Law)、哈特兰(E.S.Hartland)的《原始法律》(Primitive Law)。在授课之余，他伏案写读，“敌机不时来袭，有警辄匆匆挟稿而走，时作时辍，倍平日之力，始得竟其功。”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他出色地完成了名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该书被列入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第五种，于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这部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史上地位。时至今日，无论是在历史学界、社会学界还是法学界，这本书都是响当当的、无可取代的。
　　在这本书里，他首次表达了他关于中国古代法律研究的一些基本观点，指出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也即人们所说的身份差异性）是我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它们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而且是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在法律上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因为其在社会、历史和法律三个层面对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深入研究，他被称誉为中国的“马克斯·韦伯”。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本书里经常提到梅因的名字，足以证明瞿同祖对梅因的推崇。以梅因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主张利用经验的资料，以实证的态度，运用了科学的方法——历史的、比较的方法探讨法律，梅因在晚年专门阐述了这种方法：“在观察研究一系列并行并存地法律现象地时候，要以这样地一种建设性眼光来考察，那就是找到它们在历史进程中地相互关系。” 受此影响，瞿同祖认为法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整个社会作用的结果。
　　同时他的著作也明显受到了功能主义学派的影响，这个学派在当时风靡一时，对吴文藻影响很大，其代表人物马凌诺斯基认为，“此种学说的目的在以功能眼光来解释一切‘在发展水准上’的人类学事实，看这些事实在完整的文化体系中占什么位置；在这个体系内的各部分怎样的互相联系，而这体系又以何方式与周围的物质环境互相连接。总之，此学说的目的乃在了解文化的本质而不在‘进化的臆测’或以往历史事件的重造。” 瞿同祖的这本书中也暗含着这样一种理论，即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活动的，功能的。
　　后来，瞿同祖在哥伦比亚大学用业余时间将此书译成英文，并利用哥大图书馆丰富的馆藏，弥补了最初在昆明写作此书时由于缺少《宋刑统》这份材料而造成的遗憾，写成了英文版的《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该书收入法国巴黎大学高等研究实用学院经济与社会科学部《海外世界：过去和现在》丛书，由巴黎和海牙穆东书店1961年出版。这本书被认为是关于中国法律研究最好的英文著作。据说，当此书还在征订单上时，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就提前预订了，并不断追问自己的中国学生林毓生，这本书有无到货，以及他对于该书的意见。
　　
　　大师迟暮
　　1945年春，应魏特夫之邀，瞿同祖携带家人赴美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从事汉史研究。在哥工作之便进修，他选读了社会学系与人类学系几位著名教授的课程多门，有麦其弗(R．M．Maciver)的“社会变迁因素”、默顿(R．K．Merton)的“社会结构与理论”、艾贝尔(Theodore Abel)的“欧洲社会学”、林德(R．S．Lynd)的“美国权力结构”、利普斯特(S．M．Lipset)的“社会阶层之划分”、林顿(Ralph Linton)的“人类学”，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文化与人格”。在此期间他完成《汉代社会结构》（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2年）初稿。1955年，因杨联升推荐，被聘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仍研究中国史，与杨联升合开“地方志”外，又与杨联升、法学院教授冯梅伦(Arthur Taylor Von Mehren)合开“中国法律”的讨论课(seminar)。在哈佛大学期间，他完成了《清代地方政府》一书(1962年)。同时，他又旁听了社会学系名教授帕森斯(Tal- cctt Parsons)的“宗教社会学”和法学院教授索恩(S．E．Thorne)的“英国法制史”两课，选听后者的目的是丰富对不同国家法制史的观点和方法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中国法制史之研究。1962年，应邀任教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开设中国通史和古汉语课程。
　　因为妻子赵曾玖早已于1949年冬携子女离美回国，为了与家人团聚1965年瞿同祖辞职回国。谁曾想恰遇国家动乱，他在北京住了一年，工作单位、住处都无法落实，成了一个生活没有着落的人。被遣回老家之后，他在旅馆住了五年，没有朋友，没有书籍，更不能奢望做研究。期间他曾大病一场，被送到医院抢救。尚算幸运的是，作为从美国回来的人，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挨整。直到1971年才被老家的湖南文史馆接收为馆员，妻子同年从贵州省科委退休，回长沙团聚。
　　两人合译《艾登回忆录》（197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本内部发行的读物，共52万多字，分上、中、下三册，艾登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左右手，并被内定为其继承人，他自1935年起数度出任英国外交大臣，其后又任首相。翻译此书主要是作为内部历史资料参考。他后来曾表示，“当时翻译出版这本书，是没有报酬的，但我很乐意，因为回国，就是想为国家出力，所以，好容易有这件事，我欣然接受。” 1976年爱妻病故，他们结婚40多年，一起生活的时间没有超过18年。
　　爱妻早逝，晚景凄凉的他到北京女儿家小住，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史迪威资料》(中华书局于1978年出版)。 1978年春正式调入近代史所，任二级研究员。此时，他已年仅古稀，他自觉壮志未酬，想再写一本好书。他每天坚持坐公共汽车，去王府井和美术馆之间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查数据，但渐感力不从心。1981年后，瞿同祖的胃病多次复发，数次住院，未能治愈。直到他在协和医院碰到张孝骞，解放前张孝骞就曾经给瞿同祖看过病，张孝骞一针见血，你的病是由于想写书而写不成书引起的。瞿同祖从此彻底放弃了写书，结果10多年病都没有复发。此后，瞿同祖再无著述，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仍然听古典音乐，每天都要喝一杯咖啡。在余下的人生里，他的著作不断地再版，但在学界并未引起过足够的关注。很多后辈学子只是听说过他的名字，但鲜有人再去认真地翻阅他的著作。
　　他成了学界的一个符号，以至于很多人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等传来他真正去世的消息，不少人都感觉恍若隔世，浮生若梦。